1961年1月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，会议发出了号召，要求全党大力开展调查研究，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年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配资优秀股票配资门户，陈云于同年6月返回了自己的家乡——上海市青浦县的小蒸公社，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调研活动。
青浦县，地处上海的城郊，素来以富饶的鱼米之乡著称。然而，时值三年困难时期，连这里的农民也不得不面临每日仅有稀粥充饥的困境。更令人心酸的是，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，农民们竟然将本应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。
陈云的第一站是一个公社的养猪场。当公社的干部向他汇报情况时，透露去年公社养猪不仅没有盈利，反而亏损了3.8万元，平均每个农户要承担16元的亏损，而用于建设猪场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更是高达7万元。了解完养猪场的经营情况后，陈云仔细做了一番计算。此前，公社允许农民私自养猪时，一头母猪平均每年可生育十四五头小猪，且死亡率为6%。然而，在实行公养后，母猪年产的苗猪数量骤降至四五头，且死亡率竟然高达89%。这一巨大的反差让陈云不禁为之一震。
展开剩余76%调研结束后，陈云深思熟虑，提出了“公私并举，私养为主”的养猪政策，并建议在养猪的农民中多分配一些自留地。他迅速写了一份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》的调研报告，直接提交给中央。
几天后，陈云前往上海，与市委书记柯庆施和副市长宋季文共同探讨上海的养猪现状。宋季文此前也曾下乡调研过农民养猪的问题，并且十分支持陈云提出的“公私并举，私养为主”的观点。他还告诉陈云，在长兴岛，有一位名叫冯二郎的农民养了70头猪，赚得了丰厚的利润，而郊区的国营养猪场则普遍亏损。
听完宋季文的汇报，柯庆施显得有些不悦，直接反驳道：“你懂什么？我就是要公养为主，不能私养为主。”陈云却笑着回应道：“公养猪养得多，但都瘦得没有肉！养猪就不能像我这么瘦，应该像你柯庆施那样壮！”柯庆施闻言哑口无言，似乎也意识到其中的道理。
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，中共中央为了总结“大跃进”以来的经验教训，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版的中央工作会议，参会人员包括中央、省、市、县以及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人，共计7000余人，史称“七千人大会”。面对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，参会的干部们迫切希望听到党内经济专家陈云的意见。然而，陈云并没有在大会上发言，也未讨论经济问题。但在随后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，陈云则谈了党内生活的相关问题。他直言：
“这些年来，我们党内的生活不正常。大家见面总是三分话，心里不说，表面不说，这种现象非常危险。一个人说错话是不可避免的，但如果大家都不说话，不敢提出问题，那才是最可怕的。我们必须恢复民主集中制，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，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，不能丢掉。”
1962年夏，陈云在外地休养时，得知安徽省实施了“责任田”政策，并根据“包产到队，定产到田”的原则，在1961年实现了大丰收。陈云非常高兴，他称这种做法是“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”，并决定尽快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这一成功经验。
然而，“责任田”这一政策在当时非常敏感，一些人劝陈云应该谨慎，不要过早向中央汇报。但陈云坚持认为：“我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，必须对党和人民负责，不能延误时机。”
7月9日晚，陈云前往中南海与毛泽东就“包产到户”问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深入对话。尽管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，但陈云后来得知，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，并称：“‘分田单干’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，解散人民公社，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，走的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。”
不久后，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，会议上集中批评了“包产到户”政策，然而毛泽东始终没有在会上点名批评陈云。会议结束后，毛泽东对陈云做出了宽容的解释，表示：“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，但他有组织观念，守纪律，向中央常委汇报了自己的看法，并未对外传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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